中国经济增长完全可以持续

有人说我(wǒ)是中国经济发展的乐观派，我认为我是客观派。 中国从改革开放起步到(dào)1995年，保持了连续16年、平均9.7%的(de)高速增长。此后到2024年，中国又实现(shíxiàn)了平均8.3%的高速增长。 无论是从1978年算起(niánsuànqǐ)，还是从1995年算起，中国都是同时期增长最快的国家，也是同时期唯一(wéiyī)没有出现系统性(xìtǒngxìng)经济金融危机的国家。这是人类历史上不曾有过的奇迹。 2024年中国的人均GDP按现价美元计算是13445美元，已接近高收入国家的门槛（人均国民收入14005美元）。不仅如此，中国的高速增长还拉动(lādòng)了(le)东亚经济(jīngjì)体甚至是整个世界的经济复苏。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(de)原因何在 为什么改革开放后，中国(zhōngguó)能持续这么长时间的高速增长？ 发展的(de)前提是生产力水平(shuǐpíng)不断提高(tígāo)，新质生产力不断涌现。这就需要来自技术层面的创新，以及新的附加值高的产业(chǎnyè)不断涌现。在这方面，发达国家和(hé)(hé)发展中国家存在重要区别：发达国家由于产业和技术已经处于世界前沿，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只能靠自己发明。而发展中国家则可以利用后来者优势，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的方式，实现比发达国家更快的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速度。 中国的后来者优势自(zì)工业革命以后(yǐhòu)就存在，为什么直到改革开放才取得高速增长？ 这是因为，1978年之后，中国开始遵循自身比较优势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，真正(zhēnzhèng)利用后来者优势发展经济(jīngjì)。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高速发展的重要(zhòngyào)道理。 “中国崩溃论”为什么反复出现(chūxiàn) 第二次世界大战(dìèrcìshìjièdàzhàn)后，发展中国家出于赶上发达国家的良好愿望，普遍选择了资本相对密集的进口替代战略。这些产业(chǎnyè)不符合(fúhé)发展中国家的比较优势，需要政府干预和保护补贴才能生存(shēngcún)，结果是产生资源错配和寻租腐败问题(fǔbàiwèntí)。因此，二战后，只有13个发展中经济(jīngjì)体实现了7%以上的经济增长，绝大多数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了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。 当时(dāngshí)的主流观点认为(rènwéi)，发展中国家的经济之所以发展不好，根源在于政府(zhèngfǔ)干预带来的扭曲和政府失灵。对此，主流经济学理论开出了市场化(shìchǎnghuà)、私有化、自由化的“药方”，认为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同时，必须把制度安排同时建立起来。 除此之外，当时另一个广泛传播的论调是，中国所实行的“既有计划，又有市场”的渐进双轨制改革，是比计划经济更为糟糕的制度。也正是(zhèngshì)由于这一(zhèyī)论调，每当中国经济增速出现下降时，国际上就(jiù)会出现“中国崩溃论”的声音，认为中国经济增长不可(bùkě)持续。 但事实是，20世纪80年代后按照主流理论进行市场化转型的国家，绝大多数都出现(chūxiàn)了经济停滞、崩溃、危机不断和严重的腐败，80—90年代的增速(zēngsù)甚至比60—70年代还要低。而中国却凭借“老人(lǎorén)老办法，新人新办法”的渐进双轨制改革，保持了稳定快速发展，从而为真正过渡到市场经济(shìchǎngjīngjì)创造了必要(bìyào)的物质条件。 中国未来经济发展的前景如何(rúhé)？ 对中国经济(jīngjì)前景的(de)判断要基于中国继续发展(fāzhǎn)的潜力，也即中国的后来者优势(yōushì)还有(yǒu)多大(duōdà)。这种后来者优势可以用中国人均GDP与美国的差距水平来衡量(héngliáng)。按照德国、日本、韩国的历史经验，并以2019年中国与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的技术(jìshù)差距来衡量，从2019年到2035年，中国应该还有16年8%以上的增长潜力，有可能实现5%—6%的增长；从2036年到2049年，中国应该还有6%的增长潜力，有可能实现3%—4%的增长。尽管中国当前面临(miànlín)人口老龄化、中美贸易摩擦等多重挑战，但凭借人才优势、国内大市场优势和产业链配套(pèitào)齐全的优势，中国仍有非常大的可能实现5%的增长。 如果上述增长预期能够实现，到2049年时，中国的(de)(de)人均GDP有望达到美国(měiguó)的一半，经济体量则(zé)有望达到美国的两倍，美国将无法在科技上“卡中国的脖子”，并且美国的高科技企业更需要中国的市场。 因此，中国继续保持较快发展，不仅有助于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(xiàndàihuà)强国，也将为世界的稳定发展提供基石(jīshí)。 （本文作者系著名(zhùmíng)经济学家、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名誉院长）